温故1942 　　　　　　刘震云 　　[序]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

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

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

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

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个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

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

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

：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

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

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

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的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

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

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

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

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

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

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

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

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

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

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丘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

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

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

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

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

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世界最

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

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

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

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

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为我壮行时，花钱买

了两只猪蹄。匆忙之中，他竟忘记拔下盘中猪蹄的蹄甲；我吃了带蹄甲的猪蹄，就匆匆上

路；可见双方是多么大意。 　　 　　[1] 　　我姥娘将五十年前饿死人的大旱灾，已经忘得一乾二净。我说： 　　　　“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 　　　　姥娘： 　　　　“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 　　　　我姥娘今年九十二岁。与这个世纪同命运。这位普通的中国乡村妇女，解放前是

地主的雇工，解放后是人民公社社员。在她身上，已经承受了九十二年的中国历史。没有

千千万万这些普通的肮脏的中国百姓，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历史都是白扯。他们

是最终的灾难和成功的承受者和付出者。但历史历来与他们无缘，历史只漫步在富丽堂皇

的大厅。所以俺姥娘忘记历史一点没有惭愧的脸色。不过这次旱灾饿死的是我们身边父老

乡亲，是自己人，姥娘的忘记还是稍稍有些不对。姥娘是我的救命恩人。这牵涉到另一场

中国灾难──一九六○年。老人家性情温和，虽不识字，却深明大义。我总觉中国所以能

发展到今天，仍给人以信心，是因为有这些性情温和、深明大义的人的存在而不是那些心

怀叵测、并不善良的人的生存。值得我欣慰的是，仗着一位乡村医生，现在姥娘身体很好

，记忆力健全，我母亲及我及我弟弟妹妹小时候的一举一动，仍完整地保存在她的记忆里

。我相信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书记，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

，不禁长出一口气，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延津也是当时旱灾

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不完全、不准确的，五十年后，肯定夹杂

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

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驻河南的战场记者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发表

于当年，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的同乡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

。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

到，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又能吃饱穿暖

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

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

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今年（指旧历，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

这伟大的同情，不但中国报纸，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

“欣慰”，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

时间久了，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不过灾区有轻重而

已，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唐河淮河流

域又次之。 　　△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抗战以来三面临敌，人民加倍艰苦，偏在这抗

战进入最艰难阶段，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豫西遭雹灾，遭霜灾，豫南豫

中有风灾，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全省三月不雨，秋交有雨，入秋又不雨，大

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麦粒未能灌浆，全体冻死

。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汪洋泛滥，大旱之后复遭水淹，灾情更重，河南就这样变成

人间地狱了。 　　　　△现在树叶吃光了，村口的杵臼，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

皮能吃），然后蒸着吃。在叶县，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这家伙刺嗓子！”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

的脸色，无神的眼睛，叫你不忍心去看，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今天小四饥死了，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

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

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

点水分，磨出来是绿色，我曾尝试过，一股土腥味，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人怎能吃

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他们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

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一种无法用杵臼捣

碎的干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

不如早死。” 　　　　△牛早就快杀光了，猪尽是骨头，鸡的眼睛都饿得睁不开。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

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

，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

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

，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

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严冬到了，雪花飘落，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

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2] 　　重庆黄山官邸。这里生机盎然，空气清新，一到春天就是满山的桃红和火焰般的山茶

花。自南京陷落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这里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住处。当时蒋在重庆有

四处官邸，这是其中之一。领袖的官邸，与国家沦陷、国家强弱没有关系；这里既不比南

京的几处官邸差，也不比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逊色。领袖总是领袖，只要能当

上领袖，不管当上什么肤色、民族的领袖，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

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我历来赞成

太长．没看完．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与灾害为伍，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

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死的死了；没死的，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

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事物后特

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

时，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

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

身临其境，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但五十年前的资料，总比五十年后的想象

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Ｓ·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

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

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４０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３０％－５０％

，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色色、无

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

收成越坏，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因此，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

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

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

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他们自

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

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

，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

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而留下来的，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农民

的日子最苦，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

士说，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之前，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官员也认识到，在小麦欠收后，早春

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但是，征粮计划不变。

在很多地区，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但都是无力的，分散的

，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被

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

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

国人，不身在复杂的其中，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还不是最严重的，即：

在灾难中的灾民，并不被免除赋税，而是严令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

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官员，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

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实民，发了大财

。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拼命以

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

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我们的命运操纵

在他们手里，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

民图。这流民中，就包括河南延建县王楼乡老庄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包括村里其

它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

但是，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一颦一笑，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

。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3] 　　花爪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后来为什么要逃跑，没有在

部队坚持下来呢？我问： 　　　　“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 　　　　花爪舅舅： 　　　　“国军。” 　　　　我： 　　　　“我知道是国军，国军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 　　　　“班长叫个李狗剩，排长叫个闫之栋。” 　　　　我： 　　　　“再往上呢？” 　　　　花爪舅舅：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隶属胡宗南。我问： 　　　　“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花爪舅舅： 　　　　“当时就上了中条山，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追击炮，‘啾啾’地在头上飞。打

仗头一天，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真是后

悔。” 　　　　我： 　　　　“是呀，大敌当前，民族矛盾，别的弟兄牺牲了，你开溜了，是不大象话，该后

悔。” 　　　　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我不是后悔这个。” 　　　　我一愣： 　　　　“那你后悔什么？” 　　　　花爪舅舅： 　　　　“当初不开溜，后来跑到台湾，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小名强驴，

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后来到了台湾，现在成了台胞，去年回来了，带着小老婆，戴着金

壳手表，镶着大金牙，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你舅眼

圈子太小，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知道活命了。”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现在后悔是对的，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一九四三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

有两年，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

。当然，如果不打死，就像强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那倒是，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我说： 　　　　“你虽然没当台胞，但在咱们这边，你也当了支书，总起说混得还算不错。”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 　　　　“那倒是，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 　　　　“但是十个支书，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县长认咱是谁呀。

” 　　　　我安慰他： 　　　　“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个强驴吗？舅舅，咱们不说强驴了，咱们

说说，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你身在其中，肯定有许多亲身经

历。” 　　　　一说到正题，花爪舅舅的态度倒变得无所谓，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

抓着说： 　　　　“逃荒就是逃荒呗。” 　　　　我： 　　　　“怎么逃荒，荒怎么逃法？” 　　　　他： 　　　　“俺爹推着独轮车，俺二大爷挑着箩筐，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箩筐里挑些小

孩。路上拉棍要饭，吃树皮，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我就被抓了兵。” 　　　　我不禁埋怨： 　　　　“你也说得太简单了，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也不敢说话。”

　　　　我： 　　　　“后来怎么抓的兵？” 　　　　他： 　　　　“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场，我去挤着打粥，回来路上，就被抓了兵。” 　　　　我： 　　　　“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 　　　　他摇摇头： 　　　　“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十年之后了。” 　　　　我点点头。又问： 　　　　“你抓兵他们怎么办？” 　　　　他： 　　　　“十年后我才听俺娘说，他们扒火车去陕西。扒火车时，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

” 　　　　我：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他： 　　　　“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扒着扒着，火车就开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小妹妹──你

该叫小姨，也给弄失散了，直到现在没找见。” 　　　　我点点头。又问： 　　　　“路上死人多吗？” 　　　　他： 　　　　“怎么不多，到处是坟包，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我： 　　　　“咱家没有饿死的？” 　　　　他： 　　　　“怎么没有饿死的，你二姥爷，你三妗，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我： 　　　　“就没有一些细节？”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还要细节！” 　　　　说完，丢下我，独自蹶蹶地走了，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

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让他们

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搬动它像

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 　　　　没有风，太阳直射在一大溜麦秸垛上。麦秸垛旁显得很温暖。我蹲在麦秸垛旁，

正费力地与一个既聋又瞎话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子，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没

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就差点遭到她儿子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岁，五十年前

，也就二十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路上夜里睡觉，全家的包袱、细软、盘

缠、粮食，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咱

。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但人贩子将她领走，

转手又倒卖给窑子，从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国共两党的军队交战，隆

隆炮声中，她逃出妓院，逃回家乡，像郭有运老汉一样，她现在的家庭、儿子、女儿一大

家人，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肮脏非人生活，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

，除非邻里吵架时，被别的街坊娘们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她的这段生活

，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都觉得她这五年历史

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纷纷来采访她，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种种情形，写出一本“我的妓女生

涯”的自传体畅销书。从这题目看，畅销是必然的。为多写字的来采访，一开始使这个家

庭很兴奋，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值得这些衣着干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

。但时间一长，当儿女们意识到写字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身，而是

为了拿母亲的肮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于是她的儿女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突然感

到自己受了骗，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就怒目而视。为此，他们洋洋自得仍兴

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受到了她的儿子们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五十年前的事情

又守口如瓶：已经说过的，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妓女

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现在我到这里来，又被她的儿子认为是

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要把已经夭折的“妓女生涯”再搭救起来。因此，我还没

能与老婆婆说上话，他儿子的大棒，已差点落到我的头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只

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去到处揭别人伤疤，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

脓疮时，确实不怎么体面。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没想到他

不这么认为，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对。他甩了甩手里的皮带说： 　　　　“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 　　　　我： 　　　　“怎么，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他： 　　　　“我倒也不清楚，但你要清楚什么，我把她提来审一下不就完了？” 　　　　我吃一惊，忙摆手： 　　　　“不采访也罢，用不着大动干戈。再说，她也没犯罪，你怎么能说提审就提审！

” 　　　　他瞪大眼珠： 　　　　“她是妓女，正归我打击，我怎么不可以提审？” 　　　　我摆手： 　　　　“就是妓女，也是五十年前，提审也该那时的国民党警察局提审，也轮不到五十

年后的你！” 　　　　他还不服气： 　　　　“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看我把她抓过来！” 　　　　我忙拦住他，用话岔开，半天，才将气呼呼的他劝下。离开他时，我想，同学毕

竟是同学呀。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

章写到这里，我已清楚地意识到，白修德，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这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政府不关心，各

级官员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也

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唯有一个外国人，《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倒在关心着

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已的事情，自己这样的态度，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

心、同情，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白修德最初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关

心我们的民众，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

找新闻的时候，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震憾了他，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正义

感，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

员长，有几个中国人，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也得事先预约吧。

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官员我们依靠不得，只好依靠一个其它

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这种依靠也起了作用，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

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

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林·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在他们到达郑州

时，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

重庆飞抵宝鸡，剩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到黄河

以下是引用txue在2005-9-8 10:58:40的发言： 太长．没看完．

[4]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大公报》停刊不怪《大公报》，全怪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不

争气。这些灾民中间，当然包括我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我三姥娘一家，逃难的和留

下的，饿死的和造反的，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报》。《大

公报》重庆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载了他们在灾难中的各种遭遇。这激怒了委员长，

于是下令停刊三天。当然，《大公报》这么做，一半是为了捕捉新闻，一半是出自中国知

识分子的传统的被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也许还有上层政治斗争牵涉到

里面？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派往灾区的记者叫张高峰。张高峰其人的个人历史、遭遇、

悲欢，他的性格、为人及社会关系，虽然我很感兴趣，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已无从考察

，不过从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不失为一个素质优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

河南跑了许多地方，写了一篇前边曾引述过的《豫灾实录》，。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

没想到这六千字的文章，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六千字

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

他只写了六千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每人才平均０.０００２个字，这接近于０，等于没

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大发肝火的原因，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

主义。但如前所述，蒋绝不是不相信，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

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

，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他

心中自有掂量，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十个里边

才死了一个，死了还会生，生生死死，无法穷尽，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

不满的根本点，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

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又不好明发出来，于是只好把复杂

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豫灾实录》里除了描述灾区人民的苦难，还同样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那

样，写了逃出灾区的灾民的路上情况。两相对照，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场灾难与灾民逃窜是

真实的了。他写道，顺着陇海线逃往到陕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扒上火车的男男女女像人山

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者是家常便饭。因为扒火车，父子姑嫂常被截

为两伙，又遭到骨肉分离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挂图。没扒火车步行逃难的，扶老

携幼，独轮车父推子拉，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老爷，五天没吃东西啦！

”他写道： 　　　　我紧闭起眼睛，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 　　　　他还写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情形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真实的情况，《大公报》也不会停刊。要命的是

在二月一日刊载了这篇“实录”之后，二月二日，《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又根据这篇“

实录”，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写了一篇述评刊出，题目是《看重庆，念中原》，这才

彻底打乱了蒋的思路，或者说，戳到了他的痛处，于是发火。 　　　　这篇述评说：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任何硬

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人民遭遇之惨，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

，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大都已深陷饥饿死亡的地狱。

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

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

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

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

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

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

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市场抢购，限价无限，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

说：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

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委员长就看到了。当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

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是二月三、四、五日

可以肯定地说，《大公报》的灾区报道和社评，并没有改变蒋对灾区的已定的深思熟虑的

看法和态度。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板子、停报。知道这是从古到今对付文人的最好办法。文

人的骨头是容易打断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报停了也就停了，美国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

，接下去不会产生什么后果，唯一的效果是他们该老实了。所以，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

民，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与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

任何作用，惹怒委员长，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为开他们，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

，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灾荒中，真给我

们这些穷人帮了忙。所谓帮忙，是因为这些帮忙起了作用，不起作用的帮忙只会给我们增

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个新的折磨过程。这也是委员长对待不同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这

说明蒋也不是一个过于固执的人，他也是可以变通的。对待国人，大家是他的治下，全国

有几万万治下，得罪一个两个，枪毙一个两个，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

位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即使高，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洋人

是一个顶一个的人，开罪一个洋人，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所以得小心对待─

─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白修德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吧，看到“

哀鸿遍野”，也激起了和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同情心与愤怒，也发了文章，不过不是发在

中国，而是发到美国。文章发在美国，与发在中国就又有所不同。发在中国，委员长可以

停刊；发在《时代》周刊，委员长如何让《时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确地说，如果不

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

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

两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灾区跑了一圈后，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的消息发出去。所以在

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

，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宣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压；然而，这封

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

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个好事），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

员良心发现，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了纽约。于是，消息就通过《时代》杂志传开了。

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也是

一时心急疏忽，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

修德解职。当然，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

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

做法，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

少年了？当然，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

念头。 　　　　一夜之间，白修德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他逃避新闻检

查；另一些官员指控他与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密谋。但不管怎样，他们都对白修德奈何不

得，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时，白修德已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也报

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还见到了中国的立法院院长，四川省主

席，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白修德这样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

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的态度是： 　　　　“白修德先生，如果不是你在说谎，就是别人在对你说谎！” 　　　　立法院长、四川省主席都告诫白修德，找他们这些人是白找，只有蒋介石说话，

才能起作用，中国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动。 　　　　但见蒋是不容易的。通过宋庆龄的帮助，花了五天时间，白修德才见到蒋。如果

没有孙的夫人、蒋的亲属帮忙，一切就要拉吹（所以，在专制制度下，裙带关系也不一定

全是不正之风，有时也是为民请命之风）。据白修德印象，孙夫人风姿优雅、秀丽。她说

： 　　　　“据悉，他（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几天。但

我坚持说，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问题……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

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人头落地的话，也不要畏缩。……否则，情况就不会有

所改变。” 　　　　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身子，面色严

峻，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

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这说明白

[5]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当然就救灾了。不过，在一九

四二、一九四三年，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

，不想总感谢他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他们还真来帮我们，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

概念，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

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

员长动作之前，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不包含任何政府旨

意，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干的是慈善事业

。这里有美国人，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

洲互相残食，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在尽力救着我

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他们的

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

而有教会的地方，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

家，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

上，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

信任了，外来的救济物质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虽然大字

不识，但也从本能出发，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感到唯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

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唯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

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

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读到这里，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也

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院子周围，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就被围得水泄不

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

竿而起，奋勇前进，视死如归，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

们，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

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唯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

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

的动机时说：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

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都拼命把泥土塞进嘴里，以此来

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必须是秘密的

。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也把自己的孩

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

，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

起出去，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

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艰难的长途跋涉使他们非常疲倦，母亲坐在地上照料

婴儿，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等到两个孩子回来，母亲已经死了

，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因为他们宁愿这样

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传教士们尽力沿途收捡弃儿，但他们必须偷偷地

做，因为这消息一经传扬出去，立即就会有无数孩子被丢弃在他们的门口，使他们无法招

架。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

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如果一个政府在儿

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就值得

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如果身体健康，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他们的头发有着非

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现在这些干瘦、萎

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饥饿使得他们

腹部肿胀，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他们的声音枯竭，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

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